由于我国传统的养老观念，家庭养老模式仍是主流模式。近年来，多元化的养老模式日益普及，其中“智慧社区+养老驿站”工作模式从无到有逐渐发展，得到社会各界的认可。但也存在机制、体制、运营等诸多限制，尤其超大型城市社区如何治理、如何解决新型人口结构下的社区养老资源配置和供需匹配，是一个亟待破解的新课题。
2021年，北京市民政局进一步落实责任片区制度，将托底老人数据通过划片分配给养老驿站，通过政府购买服务、养老驿站实施的方式，不断完善对老年人的巡视探访和生活照料。养老驿站扎根社区，通过智慧社区平台运营，匹配智能呼叫设施入户，实现养老服务区域无缝对接、服务人群全覆盖，充分发挥精准帮扶、介助服务的功能，有利于养老驿站提升服务效能，进一步激活其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供需对接平台的作用。北京现有一千多家养老驿站，智慧社区平台赋能后，将成为辅助社区、进入家庭的触手，成为最了解老人和家庭需求的生活管家，也将成为智能硬件应急报警的响应团队。
从现实需求角度看，超大型城市的社区人口密度大，建筑物复杂，地下管网盘根错节，社区管理难度不断加大，管理效率不断下降，治理能力天花板到来，为社区老人提供周到服务存在现实困难。社区商户杂乱无序，商家无法有效连接居民需求，商铺从业人员流动性大，难以规范管理等。老城区里社区基础设施老旧，故障频繁，报修流程长，响应速度慢，居家老人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还有较大提升空间。医疗、养老、教育资源分布不均，社区里难以满足一老一小的刚性需求，公立医院、养老院、托育机构运营压力大，社区里的卫生服务中心、养老驿站和幼教设施因为运营不足导致资源闲置。社区党组织、社区居委会、政府部门、志愿者组织、物业公司、家政服务公司等，服务社区居民存在信息不对称、互动性差、沟通效率低等问题，居民的现实需求得不到满足，各类资源价值得不到充分利用，服务居民“最后100米”尚待打通。以信息化技术手段，提升社区服务水平和治理水平的智慧社区有着强烈的现实需求。
在中央和北京市支持智慧社区发展政策的推动下，加之疫情对数字经济的助推，智慧社区建设进程明显加快。五花八门的社区APP、管理系统、智能产品陆续被研发出来，并投入社区使用，各部门、各社区、各企业都积累了海量的数据资源。然而由于系统独立建立、条块分割，信息资源共享机制的缺乏，造成每个小区都成了一座独立的“信息孤岛”，彼此之间缺少信息互传和交流，对智慧社区建设运营缺乏有效统筹。
以社区基层组织为例，社区职责涉及财政、卫计、社会保障、党建、环境、安全监管等诸多方面，事务繁杂。数据来源多，信息共享机制缺乏，无法统一管理，严重降低了社区的工作效率。社区目前正在使用的系统都是不同层级、不同部门、分散孤立建设、用途较为单一的各类业务系统。包括国家、市级、各区以及街道、社区等不同层面根据各自业务需要自建的多个信息系统，呈现出独立部署、涉及业务多、区域化特色明显、单向传输等特征。
“智慧社区+养老驿站”
运营的融合与互补
目前学界对智慧社区概念的界定大多沿两条线展开。第一条线是把智慧社区看作是“智慧城市”的细胞，从智慧城市组成部分的角度探讨智慧社区的构成要素、运行模式及其与智慧商务、智慧政务等模块的衔接交互，并最终落脚到社区生态的改善和居民需要的满足。第二条线是把智慧社区看作是“智能建筑”或“智慧家庭”的延伸，从微观的、技术的层面向外辐射出覆盖范围更广且包含社会关系的智慧社区。
文中智慧社区的概念，综合了第一条线和第二条线，宏观与微观结合、技术与管理、服务融合的智慧社区，是贯彻“共建共治共享”理念，以更好服务居民需求为目标，由政府主导、企业参与、良性互动的智慧社区，是充分利用物联网、云计算、移动互联网等技术的集成应用，为社区居民提供一个安全、舒适、便利的现代化、智慧化生活环境，从而形成基于信息化、智能化社会管理与服务的一种全新形态的社区。
社区居家养老驿站作为政府提供基本养老服务的重要载体，由政府无偿提供设施，交由社会力量运营管理，同时兼具公益性、市场性双重属性。北京市政府将养老驿站融入“三边四级”养老服务体系建设，通过构建市级指导、区级统筹、街乡落实、社区参与的四级居家养老服务网络，实现老年人在其周边、身边和床边就近享受居家养老服务。各级责任主体各司其职，在一定程度上帮助政府消除智慧社区建设“缺乏统筹”“各自为政”的痛点，帮助驿站打通“经济效益低”“周边群众获得感不高”的堵点，使养老驿站这个服务“最后一公里”的“最小单元格”能更好地发挥服务功能与价值，打造居家社区养老服务的“总服务台”和“供需对接平台”，更好满足老年人居家养老服务需求。“总服务台”对接社区老人及家庭，明确服务客户的数量和项目，解决驿站“干什么”“怎么生存”的基本问题；“供需对接平台”对应智慧社区平台，立足社区做好服务整合，解决驿站“靠什么挣钱和健康发展”的问题。
打造线上+线下社区运营主体。根据《居民委员会组织法》规定，社区居民委员会是居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在过去，社区基层组织一直强调管理、服务、教育和监督职能，社区在政府部门的指导下，在社区党组织的领导下，组织社区成员进行自治管理和便民服务，发挥组织、协调、凝聚和稳定作用。
在超大型城市中，在新型人口结构背景下，面向未来的社区治理，更应该强调社区运营的理念，通过连锁化的运营主体和智慧平台，整合辖区内的医疗、养老、教育、生活服务组织，构建家庭生活和消费数据模型。当智慧社区和养老驿站相结合，智慧社区有了运营场景和响应团队，养老驿站有了整合手段和盈利能力，促进安全管理、政策宣导、信息发布、巡视探访以及社区商业的供需对接，更好地统筹资源，做好社区生活圈的资源整合、服务响应和数据积累。
“智慧社区+养老驿站”
融合的措施与对策
注重顶层设计，建设统一智慧平台。智慧社区必然需要平台支撑。没有统一平台的智慧社区，就是信息孤岛、数据烟囱。如果各区、街道、社区各自为政，各自建设智慧社区平台，则会孤岛成群、烟囱林立。智慧社区的顶层设计，首先要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构建全市统一的智慧社区平台。有了全市统一的智慧社区平台，地区间、部门间的数据可以共享，也可避免智慧社区低水平的重复开发、重复建设、重复投入。平台在确保落地的前提下，可以登高望远，通过功能模块的丰富和调整，起到引领智慧社区建设的作用。全市统一的智慧社区平台，要兼顾政务服务系统、社区治理系统、平安社区系统、物业管理系统、居民互动系统、微商圈系统等系统功能，具备良好的系统拓展性和硬件兼容性，确保智慧社区相关元素全覆盖，各类企业可以广泛参与。
坚持国有企业统筹，形成服务规模效益。智慧社区建设运营，事关千家万户，饱含社会责任。要发挥国企讲政治、顾大局的天然优势，发挥国企联通政府、产业和社区的独特优势，调动国企参与智慧社区建设运营积极性。同时，智慧社区作为数据富矿，蕴涵着海量创新创业机会，可以带动居民创新创业，为“大众创新、万众创业”创造新的机会。由国有企业牵头持续推进政府可控、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并重的智慧社区运营与居家养老护理服务有机结合，逐步形成规模化、标准化的服务体系，不断丰富社区商业和服务与产品供给，满足居家老人多层次养老服务需求，激活市场活力、平衡好服务供需，为首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提供有力保障。
加强社区资源整合运营，形成良好社会环境。智慧社区建设运营，要坚持问题导向，紧盯社区治理、居民生活中普遍存在的难点问题，加强相关人员培训，统一思想认识，营造良好的利于运营的社会环境，发挥数据优势，提高治理效能和服务效果。通过智慧社区建设运营，把服务设施延伸到家庭，让老人的需求有地方提，有专业团队响应；让政府采购的呼叫设备呼得出、接得住，真正发挥托底保障作用；也让社区周边各类服务企业和社区居民互动起来，解决好居家养老问题。同时，在驿站周边搭建时间银行志愿者服务体系，充分调动社区内的闲置劳动力，很大程度上解决上门服务时间成本高、服务效率低的问题，形成全社会互利互惠的应急管理服务体系，为健全超大型城市社区社会治理提供可行方案。此类探索应该得到社会更多关注、肯定和支持，为“智慧社区+养老驿站”运营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